中国医生薪酬现状的启示

中国医生薪酬的现状是如何？一方面，与其他国家医生，甚至与中国的许多其他行业相比，中国医生收入普遍偏低；而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医院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启示一、医改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200年前所著的《国富论》中曾写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医生……像这样重大的信任应该安然委托于那些人，他们得到的报酬必须与这种信任所需要的社会地位相符，再加上他们之前必须接受的长期教育与巨额费用，势必使他们的劳动价格更加高昂。”事实上，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属于高收入阶层。亚当·斯密的这段关于医生薪酬的著名论断早已经在全球被普遍地践行着。在当今中国，新医改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很多，然而，医改进入“深水”去以来，在解决医生待遇问题上寻求“突破”，是否首先需要花大力气重点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呢？

启示二、让高薪走出“雾霾”

如果你到Medscape或者美国其他比较权威的医学资讯网站的搜索引擎上输入“2013 Compensation（薪酬）”，在1分钟之内你可以看到包括普通内科医生、家庭医生、消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普外科医生、产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心血管医生、儿科医生等等在内的几十个医院分科医生的薪酬报告（Compensation Report）。这些报告虽然并非官方发布的权威数据，但一般认为可以基本上反映在美国各科医生薪酬的真实情况。和许多国家一样，医生的高收入在美国是被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

然而，在中国，情况要复杂得多。事业单位薪酬体系的数据早已无法代表医生收入的真实情况，因为政府对公立医院总体不到10%的财政拨款如果再被分配到医生的工资上，能占医生实际薪酬多大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医院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经营好的医院可能占的比例很小，而患者少的医院，特别是一些小的基层医院则可能是主要来源，甚至是全部。

为了弄清楚医生真实的薪酬情况，国内一些机构组织曾发起过一些对于医生薪酬的调查，且不论这些调查报告设计的是否科学、样本量是否足够、有代表性，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有多少手段或者理由能让医生说出“不愿意拿上台面”的收入？

因此，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与其他国家医生，甚至与中国的许多其他行业相比，中国医生收入普遍偏低，“事业单位”体制下的薪酬体系造成的医生作为一个高强度、高风险的、高投入的职业，其付出与回报相去甚远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而另一方面，非“阳光下的收入”存在的普遍程度如何？又在多大程度上支撑着现行医疗体制中医生们的生存？这仿佛又是一个无法弄清，甚至有时也是不愿意弄清楚的迷局！

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虽然很阳光，但薪酬却被埋在“雾里”看不清楚！这种状态的持续对医改的深入是极为不利的。医生职业的高薪酬水平是否应该根据社会平均水平而确定一个被社会普遍认可的新的、阳光下的标准呢？

启示三、统一业务考核，避免多头管理

中国长期以来对公立医院的管理形成了多达11个部门的多头管理。这令当今医改牵涉太广、举步维艰。财政部门管钱，负责给医院拨；计划部门负责大型仪器的设备引进和改造；卫生部门负责机构和人员准入；物价部门负责定价；社保部门负责医疗保险；税务部门照章收税；外经贸部门负责涉外管理；工商部门负责注册和审批；药品监督部门负责药品的监管；组织部门负责管理人员的任命和提拔；人事部门负责编制……

这么多部门管医院，都有权力但又都很尴尬，造成了谁也不管或者是管也管不好的混乱局面，名义上是政府的医院，可到底谁是投资主体？谁是决策主体？谁是管理主体？谁是监督主体？这一切都不清楚，因此医院模糊的角色定位，造成了医院的失控和医生的失控，新医改似乎也无从入手。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是否可以由政府委托相关专业学会制定出相应的医师专业技术等级考核规范和标准，并为每个等级的医生制定相应的薪酬级别，统一考核、统一监管、统一薪酬标准呢？

启示四、不透明的收入最不被接受

有人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目前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下的薪酬体系好比是一堵墙，墙内医生的收入很低。然而，中国多年的改革开放还尚未拆掉这堵墙而为医生修一条通往阳光体面收入的大道，仅仅是在墙上捅开了许多“洞”而已。医生虽然仍然身在墙内，许多人却可以钻过“洞”去取得收入。“钻洞”显然不是“阳光”的事，但如果不考虑钻“洞”医生甚至生存都会是问题。

于是，有的医生开始追求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加上近年来舆论导向很少探讨问题的根源，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快尴尬的局面形成了，即，不管医生的真实情况如何，老百姓认定医生群体是吃药品回扣的高收入阶层，病人就诊时常对医生心怀警惕，担心医生所开处方和检查是否与医生的收入相关，这种普遍的担心和反感加重了医患矛盾和对立，也严重影响了被冤枉和委屈的医生们为病人服务的热情和效率。严重影响和损坏了中国医生的声誉。

这种现状告诉我们，如果不从正面去花力气解决医生薪酬问题，靠医院和医生自己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是行不通的，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既会伤害了医生，也伤害了患者。因为，任何不透明的收入对于患者来说都是不公平和不能接受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几乎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可以接受在他们的国家里医生应该给予高薪，中国老百姓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医生应该是高薪的。问题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高薪？这种方式是不是透明？医生的薪酬是否也应该像公务员那样，把3.5.8.1之类的数据事先公示给老百姓？医生的薪酬是如何划分、大致应该多高？以及这些薪酬是从哪里支付的？不知道有没有部门正在做这些基础、细致但很实际的工作？

启示五、主角不该沉默

医生是医生薪酬的主角。医改对医生薪酬制度的改革不仅要征集社会各界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医生自己的真实想法。然而，大部分医生对此选择了沉默。原因大致有一下几种说法：

其一，医生太忙。医生每天除了诊治病人，还要挤时间翻阅和查看专业性杂志，学习新知识、了解医学新动态。时常连妻儿老小等家庭之事都顾不上，哪有闲情顾及那些只知道唱高调，实质上对医院、医生、社会、患者均无益处的各色评论。其实，还是非常需要积极地参与和表达的。

其二，医生们在医学领域是内行或者是专家，可在与管理者及医改等公务员们打交道方面却实在外行。就连遇到一些病人恶意逃费时，医生们也无奈地接受了“被支付”。遇到蛮不讲理的患者，更多的是忍气吞声。管理者需要了解医生的这些特点，医生也要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容易交流。

其三，因为医疗环境恶劣，如今医生已被搞的身心疲惫。有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医务人员平均寿命比我国人均寿命短3～4岁，何故？如此环境，医生还能说什么？向谁说？谁信呢？现实是有“残酷”的一面，但也只有一起努力才有可能逐渐变好。愤激世俗、沉默冷淡、放任自留都解决不了问题。

其四，目前在医疗方面的法规、条例存在不少误区和缺陷，对医务人员限制较多而保护不足，束缚了医生行使救死扶伤的行为。不管是面对丈夫拒绝签字还是医院血源不足，都会让医生左右为难，可是医生又能怎么说呢? 任何事情都会有完善的过程，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建设性的态度始终是有利于问题解决的。

其五，医生们认为沉默是抵抗社会环境的不公并表示不满的一种手段。环境是需要人为去改变的，沉默不一定是改善环境的最好方法，相反，医生声音的缺失，有时往往会加剧环境的恶化。

启示六、墙里墙外的纠结

医改所谓驶入“深水区”已有多时，然而医生薪酬体制改革似乎还没有看出眉目，医生们还在纠结着。一些医生，特别是那些具备一定条件的“名人”医生已经先行一步了，他们已从纠结转为了行动，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薪酬。

2012年12月9日，Smile医生、著名血管外科专家原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医生宣布自己“离开体制”行医，探索为更多人服务的模式；不久前，急诊科“女超人”于莺走出协和这样的“豪门医院”，选择自由执业，去民营或基层医院作“健康守护神”，打造好医生的个人品牌。这些“名人”医生走出体制，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可以想见的却是，在他们身后似乎有更多的医生在“体制”的墙里墙外纠结着。

究竟医改会不会缩短甚至去除体制内外的差异？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大医院与小医院最终能否形成各自公平发展的的空间？什么时候、应不应该勇敢地走向属于自己的那片行医天地？在这样的变革中，医生存在选择纠结实属正常。其实，与其纠结，不如先确定好自己发展的专业方向，先尽量不受或者少受外界的干扰，努力提高自己在指方面的才能。医改无论怎么改、环境无论怎么变，终归是离不开好医生的！到那时如果你真是这样的好医生，被老百姓和社会认可也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问题。

结语

医生的职业主要是以技术优势来为患者提供服务，医生在获取这种技术优势过程中是需要漫长、高投入和终身学习的。社会只有尊重医生的这些付出和劳动，让他们的医疗服务得到相适应的回报，医生才会有工作的积极性。而医改肩正负着这样的责任，即让医生挣钱的方式回归于本质天然的形态。提高医生待遇，高薪养医不仅将激励中国数百万医生参与医改的巨大热情，最终将提高国家医疗改革的整体效率。老百姓也才是最终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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